王亚樵死后，他的手下都去做什么了？
王亚樵昔日的“小弟”华克之，曾经这样评价：“王亚樵是一个精神旷达，乱七八糟的好汉……”，而这位在民国时期令人闻风丧胆的好汉，却死得非常凄惨，而且，还与自己手下的老婆有关。
1935年11月，王亚樵秘密组织骨干成员孙凤鸣持枪刺杀蒋介石，未曾想，行动失败。
无奈之下，孙凤鸣掏出手枪，对着汪精卫连开了三枪，将汪精卫打成了重伤。
蒋介石听说后，大发雷霆，他狠狠地给戴笠下达了死命令：“悬赏100万，捉拿王亚樵；捉不来活的，就要死的。”
王亚樵听闻这个消息后，先是逃到了香港；后来，为了彻底摆脱戴笠的追杀，他带着20余名部属及其家眷从香港辗转到了广西梧州。
这里是李宗仁和白崇禧的地盘，这两人与蒋介石貌合神离，几乎处于半独立状态。
因此，在王亚樵看来，广西梧州应该是最安全的。
起初，事情就像王亚樵预料的那样，戴笠根本找不到他的藏身之地，更别说是刺杀他了。
直到有一天，戴笠的手下想出了一条“以人寻人”的妙计，才算是将王亚樵一步一步置身于危险之中。
原来，王亚樵有一个得力干将，叫余立奎，此人，因为在南京参与刺杀汪精卫被李怀诚出卖而遭到逮捕。
为了查到王亚樵的藏身地点，戴笠安排特务对余立奎百般折磨，但是，余立奎是一个硬汉，任凭特务狠狠毒打，他始终不肯透漏有关王亚樵的半点儿信息。
可是，戴笠打听到，余立奎有一个小妾叫婉君，对王亚樵及其重要部下十分熟悉。
于是，戴笠决定从婉君入手，寻找王亚樵的线索。
戴笠安排特务接近婉君，并假装好心地劝道：“蒋委员长一向器重王亚樵的才干，找到他是为了救他、重用他，至少可以委任他一个省主席当当。”
为了打消婉君的疑虑，特务们还对婉君许下了诺言：“找到王亚樵，我们就会立马放掉余立奎，说不定，也会给个专员、厅长一类的大官干干。”
婉君一听，动心了，她和丈夫余立奎追随王亚樵这么多年，过得都是刀口上舔血的日子，整天提心吊胆，东躲西藏，从来没过一天安稳的日子。
如果真如他们所说，岂不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好事？
想到这里，婉君答应了特务的请求，表示自己会出面寻找王亚樵。
戴笠得知婉君的决定后，非常高兴。
不过，这不是儿戏，能否找到王亚樵关系到整个中统的名声，也关系到戴笠日后的前途。
为了稳住婉君，戴笠亲自与婉君面谈，并一手赠送给婉君10万元巨款，同时，戴笠还许下诺言：“事成之后，奖金数目更为可观。”
但是，此事重大，关系着王亚樵的人身安全，面对重金利诱，婉君也不敢随意透露王亚樵的消息，她想确认一番后，再做决定。
为了确认戴笠的意图，婉君天真地问道：“戴先生，你真的是为了亚樵哥好吗？”
“那还有假？我和亚樵是患难之交，是磕过头的结拜兄弟，他做了高官，我也能沾沾光啊”，戴笠信誓旦旦地答道。
婉君听后，深信不疑，当即表示，自己用不了几天就会找到王亚樵的下落。
可是，婉君高兴的太早，她只听进了戴笠的高谈阔论，全然没有注意到戴笠眼中透露出的丝丝杀气。
果然，没过三天，婉君就将王亚樵藏身在广西梧州的消息告诉了戴笠。
戴笠听后，异常兴奋，内心之中马上策划了一个诱捕王亚樵的秘密方案。
这个方案离不开婉君的配合，甚至，戴笠还让她打了头阵。
1936年9月中旬，婉君从香港来到梧州，找到了王亚樵，告诉他：“我在香港生活困难，我也想来梧州生活。”
王亚樵听后，深信不疑，当即答应下来。
几天以后，婉君再次告诉王亚樵：“亚樵哥，我有重要事情与你商量，请你来我住处一趟。”
智者千虑，终有一失。
平日里异常谨慎的王亚樵，接到婉君的邀约后，想都没有想就赶往了婉君的住所。
殊不知，戴笠早已在婉君家周围布下天罗地网，想给“暗杀大王”王亚樵来个瓮中捉鳖。
当毫无防备的王亚樵刚刚踏进婉君的房间时，早已埋伏在门口的特务们突然向他撒了一把石灰，迷住了他的双眼。
在双眼灼热而又看不见的情况下，王亚樵同特务们展开了激烈的搏斗。
可惜，双拳难敌四手。
最终，王亚樵身中5枪，被刺3刀，当场死亡。
心狠手辣的特务们撤退之前，又残忍地用刀剥去王亚樵的脸皮，同时，为了灭口，将余立奎的小妾婉君杀害了。
王亚樵死后，他昔日的手下郑抱真，带着徒弟许志远，买官收殓，将王亚樵安葬在了梧州的倪庄村。
曾让杜月笙、张啸林、黄金荣等上海滩大佬害怕、让蒋介石头疼的一代乱世枭雄，就这样结束了自己暗杀大王的生涯。
他死后，他的手下去了哪里？
我们先从“刺汪勇士”孙凤鸣说起。
孙凤鸣：化身晨光社记者，行刺汪精卫，比王亚樵死的还要早
1935年11月1日，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开场，根据会议安排，开幕式结束后，蒋介石、汪精卫等人会与参会的委员们集体合影留念。
眼看拍照的时间快要到了，可是，蒋介石迟迟未到。
出于好心的汪精卫，一连两次走进蒋介石的休息室，请蒋介石出来拍照，均被蒋介石拒绝了。
原来，蒋介石见张学良、阎锡山等人带保镖来了，他担心有些人浑水摸鱼也进入了会场，所以，小心驶得万年船，他并不打算出席这次合影。
汪精卫见请不动蒋介石，转身就要离去，此时，蒋介石开口了，他提醒汪精卫：“我不去，我劝你也不要去。”
汪精卫不听，他一个人去和委员们合影了。
这时，化装成记者的孙凤鸣见刺杀蒋介石不成，便退而求其次，从箱式相机里掏出手枪，朝着汪精卫连开了三枪。
汪精卫应声倒地，身受重伤，拍照现场立刻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。
在场的张静江滚到在地，孔祥熙一头钻到附近一架汽车底下，反观张继反应比较快，他迅速跑到孙凤鸣背后，一把抱住了孙凤鸣。
这时，张学良眼疾手快，一脚踢去，将孙凤鸣手中的短枪踢落在地上。
汪精卫的卫兵朝着孙凤鸣连开三枪，击中了孙凤鸣的胸部，孙凤鸣即刻重重地摔倒在地上。
他被击倒后，卫兵从他身上搜出6角毫洋和作为自杀用的鸦片烟泡1枚。
其实，孙凤鸣事先准备了3枚鸦片烟泡，另外两枚，他已提前服下。
由此看来，孙凤鸣早已抱定了誓不生还的决心。
国民党当局竭尽全力抢救孙凤鸣，动用的医疗人员、救护设备甚至超过了对汪精卫的救治标准。
他们就是希望从孙凤鸣嘴里了解行刺的背景。
可是，孙凤鸣非常坚强，他在重伤中，依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，一口咬定：“我是大老粗，我凭良心做事，没什么背景。”
第二天凌晨，孙凤鸣便去世了，年仅30岁。
1987年，孙凤鸣被追认为抗日爱国志士，他家乡的政府和人民为他建立了一座纪念碑园；1988年7月，碑园建成，昔日同为王亚樵手下的华克之，此时已经86岁高龄，他亲自赶到徐州，为孙凤鸣主持揭碑仪式，并挥泪写下一首悼念诗：生无私人怨，死因国事非……
华克之：曾被悬赏10万元，1998年去世
孙凤鸣刺杀汪精卫一事引起了轩然大波，蒋介石虽然没有受伤，但是，他明白孙凤鸣是冲着自己来的。
他找到戴笠，要求限期破案。
一时间，南京城中黑云罩日，全程封锁。
很快，特务们逮捕了孙凤鸣的妻子崔正瑶、晨光社的贺坡光、张玉华，以及与晨光社有往来的人；株连到的亲朋好友非常之多。
然而，在这场血雨腥风中，唯独走脱了一名重要的人物，他就是晨光社社长胡云卿。
戴笠查到，所谓的胡云卿只是一个化名而已，他真实的名字叫华克之，江苏宝应人，但是，无论出动多少人马，无论是掘地三尺，还是顺藤摸瓜，就是抓不到华克之。
一年后，华克之突然出现在香港，公开发表了当时刺杀汪精卫的真相。
原来，他是国民党左派，因不满蒋介石背叛革命，他与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组建了晨光通讯社，准备以新闻记者的身份刺杀蒋介石。
未曾想，蒋介石非常谨慎，没有出场，只能退而求其次，刺杀了汪精卫。
此文一出，蒋介石立即下令追捕华克之，并悬赏重金10万元，大有生要见人、死要见尸之意。
但是，华克之却神秘地消失了，彷佛人世间就没有这个人存在一般。
几年以后，在潘汉年的情报系统里，出现了一位叫张建良的情报奇才，他在上海和香港之间神出鬼没，来回折返，一方面刺探敌情，另一方面偷运军火，屡建奇功。
这位张建良便是销声已久的华克之。
1937年，他来到延安，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，随即被派往华南，在李济深和陈铭枢身边工作，做上了延安和华南之间的信使。
后来，在解放战争中，华克之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，利用他广泛的人际关系，为我军搜集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，为我们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大量不为人知的贡献。
新中国建立后，华克之仍然在情报战线上工作。
1998年，这位传奇人物走完了自己的人生，享年96岁，走的时候非常安详。
郑抱真：主动安葬了王亚樵，后来成为合肥的首任市长
郑抱真是安徽合肥人，出生于1897年，与王亚樵是老乡。
1924年，经过大哥郑绍成的介绍，加入了上海“斧头帮”。
两年后，“斧头帮”改为“铁血抗日锄奸团”，郑抱真成为该团的二号人物，负责内外联系、行动谋划以及筹备武器等工作，经常游刃于南京、北平、广州和香港等地。
1936年3月，郑抱真、余亚农跟随王亚樵来到了广西梧州。
当年10月，王亚樵被戴笠杀害，郑抱真与其夫人没有逃避，反而是大胆地为王亚樵安排后事，将王亚樵暂时安葬在了广西梧州。
之后，郑抱真回到上海，将夫人和孩子安排在老百姓家中，自己只身一人回到家乡，组织武装力量继续抗日。
1939年，他率队加入新四军，成为新四军第四支队淮南抗日游击纵队纵队长，一年后，被提拔为江北游击纵队副司令员，实现了从传奇侠士到正规军的华丽转身。
1949年1月，合肥解放，郑抱真被安排回到家乡担任合肥市首任市长，后来，又被调任到皖北担任行署副主任，这个头衔相当于副省级。
合肥虽然解放了，但是，百废待兴，在当时还是一个烂摊子、穷摊子，在财政上十分困难。
面对这些棘手的问题，郑抱真创造性地提出了自己的想法：发行地区性信用公债，让企业、民众购买。
这样一来，不仅迅速解决了当时的金融困难，还促进了物资流通商贸营业。
同时，他还倡导并亲手办起了合作社，在城内开设农民招待所，解决了外地、外乡支前农民的一系列实际问题，促进了大军渡江的保障工作。
连续没日没夜的工作，郑抱真身体严重透支，最终积劳成疾。
1954年12月，在上海病逝，享年57岁。
余立奎：铁血硬汉，没有出卖王亚樵
余立奎，出生于1889年，安徽合肥东北乡元疃村人，与王亚樵是同乡。
其实，余立奎出生于一个贫寒之家，少年时代，曾在其舅舅家的店铺里帮工，12岁时，外出当兵。
1910年，余立奎毕业于安徽陆军讲武堂，先后参加了辛亥革命和讨袁战争。
1921年，加入上海“斧头帮”，后来，“斧头帮”改为“铁血锄奸团”，余立奎成了这个团的核心成员，并参与了“刺杀宋子文”、“给日本海军旗舰‘出云’号安装炸弹”等多次行动。
1935年11月，因孙凤鸣刺杀汪精卫一案，余立奎被逮捕入狱，其实，余立奎并没有参与刺杀汪精卫的行动。
国民党当局之所以要抓余立奎，就是因为余立奎与王亚樵关系密切，戴笠想从余立奎嘴中挖到有关王亚樵的藏身地点。
但是，余立奎是条硬汉，任凭特务们百般威逼利诱，他始终不肯透露半个字；只可惜，他的老婆婉君受到特务们的蛊惑，出卖了王亚樵。
后来，余立奎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，但是，他一直被关押了13年之久，才被放了出来。
出狱后，余立奎一直处于监视之中，在威逼之下，接受了国民政府给他提供的虚职。
1949年春天，解放军进迫长江，并发起了渡江战役，当时，国民政府的人员纷纷南迁，有的去了广州，有的去了台湾，可是，余立奎没有走，而是设法留了下来。
南京解放后，余立奎也得到了解放，回到了人民的怀抱。
1951年，,回到安徽后，余立奎当上了皖北行署委员、安徽省人民政府委员等职务。
1967年，余立奎病逝，享年78岁。
除了这4位得力干将，王亚樵还有余亚农、贺坡光、张玉华等助手，但是，刺汪案发生后，贺坡光和张玉华被判处死刑，至于余亚农，他后来加入民主同盟，帮助解放军渡江作战，解放后，他担任皖北政治协商委员会副主席、皖北行署监委会副主任等职务，至于其他手下，命运各不相同。